中新网6月23日电 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近年来全球化红利的渐趋终结、全球经济不平衡态势日浓、各国宏观调控深陷“囚徒困境”，种种负面因素的合力正使得全球滞胀威胁日益逼近。中国宏观调控需要更多前瞻性思维，以便未雨绸缪，从而相机抉择。
文章摘录如下：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甚至一些官方组织纷纷发出警告，鉴于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通货膨胀的抬头，全球性的经济滞胀正初现端倪。只不过，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来看，上述判断仍然稍嫌乐观。真实情况则是，近年来全球化红利的渐趋终结、全球经济不平衡态势日浓、各国宏观调控深陷“囚徒困境”，种种负面因素的合力正使得全球滞胀威胁日益逼近。
这样一来，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作为新兴经济体翘楚的中国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宏观调控需要更多前瞻性思维，以便未雨绸缪，从而相机抉择。
大宗商品市场的泡沫泛滥，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发展中国家受自然禀赋惠及的后发优势等全球化红利即将走到尽头。近期美、日、欧、“金砖四国”甚至越南这样的新兴小国，各自面临的PPI与CPI近乎一致的“苦恋”倾向，不仅意味着通胀力量的全面覆盖，同时也意味着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势头的难以为继。
作为“碾平”当今世界的决定性力量，全球化主导了最近一轮世界经济的繁荣周期。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影响之下，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以及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国际分工大家庭，相应地，全球资源也被重新分配，并逐渐演变成所谓的“全球化红利”。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使得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拥有庞大劳动人口的新兴国家得以发挥自然禀赋的优势，受此影响，全球劳动力成本也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得以维持“L”型的走势。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塑造出全球性的生产体系，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产业分布的两大格局——以美国为领头羊的西方发达金融业以及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应当承认，这一分工曾经释放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而相比封闭经济时代，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技术传播的壁垒。过去十余年(以2007年为分水岭)，受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以互联网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全球单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
互联网技术的“西风东渐”也为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信息领域的革新提供了相当成熟的条件，延续了新技术革命的活力。与以往的经济周期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单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在这十余年内始终处于不断上行的周期。
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得本世纪以来全球经济踏过一波长周期“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轨迹，也形成了2002年中期至2007年中期全球初级生产资料价格飞速上扬与消费物价指数波澜不惊相并存的特殊经济形态。
然而，经济体发展向来难以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全球化红利终究有完结的一日。况且，技术革命与生俱来的周期性特征以及必须要遵循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也预示著全球低成本时代终将一去不复返。
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同样意味着滞胀周期的迫近。近年来围绕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热议早已不再新鲜。但是，多数人往往容易忽略，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全球滞胀的一大动力。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之中，那些经济表现良好的经济体固然赢得了美元资本的持续青睐，更多不具备发展潜力甚至“粉饰”条件的经济体却被美元资本逐渐抛弃。最终，美元对有限经济体的无节制逐利演变成全球流动性的过度泛滥，并助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构成了全球滞胀的主要诱因。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加剧不仅表现为各经济体对美元吸引力的两极分化，还表现为经济体主要增长方式的两极分化——极端依赖个人消费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过度依赖出口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方式。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两极分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行不悖，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2007年度美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为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历经数年飙升之后一举逆转，相比上一年度下降了6.5个百分点之多，同期，亚洲新兴经济体持续高烧的贸易顺差也开始回落。而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总额继续下降的同时，中国、印度的出口总额则在相应收窄。一言以蔽之，贸易领域的深度调整正是全球经济放缓以及通货膨胀抬头的有力印证。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也使得各国宏观调控深陷“囚徒困境”，这在无形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滞胀的酝酿成型。
处于次贷“震中”的美国，自去年9月以来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以扭转金融机构普遍惜贷的不良倾向，更试图纾缓本国的经济颓势。基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部分流动性最终未能很好地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美国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导致了跨境资本更为频繁的流动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压力的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那些未受次贷较大波及，本身面临通胀困扰的国家(例如中国)则需通过紧缩银根，回收流动性的方式来治理通胀。
一方面是流动性的释放，一方面是流动性的窄缩，受逐利冲动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最终成为过剩流动性认定的“价值窪地”。换言之，美国延缓经济衰退的宏观决策与多数国家治理通胀的宏观决策经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联动机制产生了助推全球滞胀的负面效应，各国宏观调控由此深陷“囚徒困境”。
而“囚徒困境”的客观存在以及日益迫近的滞胀威胁也对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亟需更多前瞻性思维来未雨绸缪。 (蔡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