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活体捐肾的主角？答案是“母亲”。日前，记者在由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主办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上获悉：母亲占亲属间活体捐肾供者的50%，为国内外亲属捐肾的“中流砥柱”。

　　1972年，中山一院首开先河，施行了我国第一例亲属捐献肾移植手术。至今，该科已经做了数百例肾移植手术。在肾源严重不足的前提下，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成为主流。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该院肾移植科陈立中教授感慨地说：“从我们做过的移植手术来看，60%为亲属间活体捐肾，其中，母亲捐给子女的占一半以上，父母作为供体的占70%~75%。”据记者了解，据某医院移植科60例亲属间活体移植中，父母供肾占绝大多数，子女“反供”只有3%。

　　母亲捐肾最常见

　　中山一院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感人的一幕。程阿姨(化名)来自珠三角农村，她和丈夫含辛茹苦拉扯大三个儿子，本以为可以安度晚年。谁知，今年读初二的儿子被查出患有严重尿毒症，面临两个选择：透析或移植。如果选择移植，排队很可能要耗上好几年。医生建议亲属间肾移植，术后排斥更小。

　　家里另外三个男人都表示愿意捐肾，但程阿姨坚决地阻止了所有人。“我捐，只能是我捐，你们谁也不能捐。”她细数家里情况：大儿子已成婚，得养妻儿；小儿子在外打工，靠体力挣钱；丈夫精力不错，还能下地干活，是家里主要劳力。权衡利弊，自己是最佳人选。最后，经过供受双方详细身体检查，程阿姨完成了心愿。

　　陈立中教授告诉记者，母亲捐肾给子女是移植科最常见的现象。在国内外，母亲都是亲属间活体捐肾绝对的“中流砥柱”，在这背后，是浓重的社会因素影响。“母爱是最伟大的，母亲为了子女往往连生命都可以不要，更别说器官。”陈立中教授说，另外还有很多现实考虑：男性通常是家庭经济支柱，身体健康需要得到更多保证；子女正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期，不能让他们承担风险……

　　排斥率高达三成

　　然而，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却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分析2004年~2008年42例母亲子女之间肾移植案例后发现，母亲给子女捐肾排斥总发生率为33%，明显高于总人群发生率(一般为5%~10%)。

　　“具体原因不清楚，可能与免疫耐受不相符有关。”他介绍，母亲捐给儿子术后效果更差，“性别”是排斥发生的危险因素，男性较易发生术后排斥。“子女捐给父母效果很不错，父母给子女则差一些，男性作为供体术后效果反映非常好。”但他也表示，由于样本很小，且随访时间较短，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

　　“肾源短缺，等待移植的人数剧增，所以现在提倡家庭自救，母亲作为供体数目最多，确实是主要供体来源。”朱同玉教授承认，虽然发现母亲供肾不一定理想，但现实中却不可或缺。

　　等肾源要两年 5%患者等到死

　　“我们医院今年估计能完成200例肾移植，但现在起码每年有600个病人需要做手术，如果要等肾源，平均排队要两年。”陈立中表示。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尿毒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并以每年新增12万人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患者中每年约有50万人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而每年全国可供移植的肾源仅有4000~5000个。每年约有5%的尿毒症患者在等待移植的过程中死去。

　　“所以，亲属间肾移植作为解决供体缺乏的有效办法之一，在肾移植手术中比例不断上升。但确实它又对另外一个健康人存在威胁，所以是无奈之举。”陈立中教授告诉记者，“目前已完成的150例手术中，暂时没发现供体出现出血、后遗症、死亡等问题，但不能保证将来绝对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发生。”

　　他表示，捐肾以后，人体肾脏储备减少一半，因此会有一定健康风险，但对普通人来说，一个肾足以提供正常日常所需。

　　今年初，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的全国20多名专家学者拟定、达成《活体供肾移植共识》，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程序，最大限度保证活体供者利益”。其中指出很多内容必须让供者获得知情同意：“供者接受肾脏摘取手术可能造成医疗风险、甚至死亡，可能造成供者就业、保险以及家庭、社会适应性影响。”、“活体肾移植并非唯一选择，还可以等待接受尸体供肾或其他替代治疗。”除此，捐赠者有权在供肾前任何时间中止捐赠意愿。

　　“我们会对每一对捐献者和接受者进行非常严格、详细的体检，项目有肝肾功能、血常规、尿常规检查等一系列检查，就是为了保证利益最大、风险最小。”陈立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