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由中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颁布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详细规定，体现了决策者对当前时局把握与处理的智慧。

　　《规定》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对因决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乃至开除等处分。

　　这让人想起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处理瓮安事件时说的话：“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作风粗暴，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导致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

　　从贵州瓮安等群体性冲突事件看，肇因大同小异：一些基层组织不作为，甚至乱作为，在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国企改制、矿产开发、劳资纠纷、农资购销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一遇到问题，就让警察打前阵，把群众推向地方政府的对立面，导致干群关系疏远。孟连事件发生后，对于为什么当地一些群众有事不找政府，而去找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的问题，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坦陈：“我们的县乡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伤心难过啊！”(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为平息孟连事件，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只身与群众对话，令人印象深刻。其实，慎用警力，依法规范警察权力，这既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对民众的保护，也是对公安机关与政府公信力的保护。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民事纠纷时，动辄动用警方强制力，极有可能激化矛盾，把原本简单的民事纠纷，转化为民众与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矛盾，这与在法治的轨道上平息社会纷争的追求背道而驰。

　　严格规范警力使用，对滥用警力者施以行政处分非常重要，但如何区分违规使用警力，需要在警察权的具体行使过程中，详细界定与限制权力。世界上很多国家将警察分为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我国现阶段将二者合为一体。而将警察治安管理的行政权和刑事侦查的司法权，分割到两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则有利于警察权回归本位，从而更忠实履行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民权利的职责。

　　其次，我国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的情形是三者互相配合多于互相制约，应该在制度安排上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事实上，某些基层官员一味迷信警力，试图“速战速决”解决民事纠纷，只能是压制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不仅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而且容易积累民怨，导致对警察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惟有公正行使权力，慎用警力，才能真正获得百姓的信赖和社会的安定。否则，再多的警力也不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