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欲哭无泪”的内心表白，引发了公众对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离任的无限遐想。对于外界普遍流传的其可能被“潜规则”了的传言，王旭明坦言，“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而个性化语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我宁愿选择后者”、“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不了解的地步。选择了这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东方早报》7月24日)

　　其实，王旭明的不少发言，也都非“官话”。至少他的“教育买衣论”、“大学生养猪论”、“范跑跑无耻论”等，都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名言。而且，作为一个为政策解读代言的新闻发言人，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也符合官方立场。因为新闻发言人只有自己的表达技巧和方式，对于表达的内容没有决定权，如果他的通俗表达被认定为是对政策的误读，自然有官方的澄清以及对发言人的问责。

　　也就是说，在照本宣科的官话和自我加工的“俗语”之间，新闻发言人有充分的选择权。但实际上，我们的新闻发言人，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官方语言。为什么？

　　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多讲官话会少犯错。因为官话大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你不可能从中挑剔出任何的逻辑和内容瑕疵，毕竟官话早已将辩证法的精妙运用到极致。但如果将官话自己“翻译”成通俗语言，无论逻辑上多么严谨，都不会像官话那么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比如“教育买衣论”，如果说成综合考察、择优录取就会永远“政治正确”。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官话一贯正确，但官话却是一种远离公众的“非大众语言”。甚至在很多时候，官话的传播者在内心也不赞同官话表达，但为了自身的仕途安全、减少说错话的机会而不得不进行的“语言自保”。在现实生活中，公众能够而且需要接受的是一套符合大众语言方式和思维逻辑的“普通话”，而新闻发言人恰恰承担着这样的职责，其既需要维护官话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将官话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话语。

　　与其说公众需要的是会用“大众语言”的新闻发言人，不如说公众渴望的是政策表达更平易近人。毕竟，新闻发言人代表的还是官方的政策立场。现在的问题是，在行政体制内部，对上负责的要求使得官话依然是一种习惯性要求，在对外“公关”上，能说“普通话”则是对公众负责的必然要求。需要官话和“普通话”通吃的新闻发言人，如何在“上也认可”和“下也满意”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地生存，恐怕会是个难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王旭明这般尴尬的新闻发言人也就会屡见不鲜。(作者：贺方)